专访陆铭：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与西部“向心”
“消费”是下一阶段中国城市能级提升的一大共同主题。2019年，商务部发布《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提出培育若干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1年7月，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成为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然而疫情之下，人们也对城市消费空间的升级产生了不少疑问。一方面，中国人均GDP已达到一万美元以上，居民整体消费能力变强；另一方面，疫情风险使储蓄意愿增加，数字化浪潮则使线下消费进入瓶颈期。在此背景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应该怎么建，它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陆铭认为，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未来，商业场景也将进一步分化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浪潮。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UC=《城市中国》
陆=陆铭
大城市更具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条件
UC：城市需要具有怎样的特质或前提条件，才能够承担起“国际”“消费”“中心”三大关键词？
陆：首先，我们要先把“消费”的含义搞清楚。根据发达国家的普遍规律，当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后，消费在整个GDP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会有所提高。但这其中，耐用消费品、传统制造业商品的增长速度会有所放缓，新增长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服务消费。服务消费本身有很多层次。一般市民的服务消费会集中在日常的美发美容、餐饮等等；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可能会更注重旅游、文化消费，比如演出，电影，画展等。服务消费的增长是各个收入阶层都会出现的情况，只是根据不同的收入水平，所增长的内容和结构会有一点差异。
图片来源：印力商业研究院，《2021商业洞察：购物中心行业研究报告》。
服务消费还有一些重要的规律。第一，它有高度本地化的特征。服务消费最大的特点，是高度依赖面对面来完成，是不能储藏和运输的。大城市更多的人口、人流和更高的相对收入，会催生巨大的服务消费需求。又因为人天性有“喜新厌旧”的特点，就催生了服务消费的第二个规律——对多样性的偏好。这时，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更容易产生消费的多样性，会出现很多的画展，很多小众的电影，有丰富多样的商圈和消费品牌。
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就推导出第二个关键词——中心。大城市由于人口数量、人流的优势，就更容易产生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中心”的条件。
最后是“国际”。国际人士经常会到大城市进行差旅、过境。一些大城市因为有国际的业务、国际化的社群，有些境外人士会选择居住下来。所以，大城市的人口结构里会有相当比重的国际人士，这又反过来促进城市文化、服务的多元化。如此一来，大城市对于国际人士的消费购物就会比较友好。
通过对这三个关键词的拆解，我们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大城市更容易建设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城市越大，它在消费场景、商品和服务的品类、品质、多样性、人才储备等方面，都更加具有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条件。
丰富的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是上海城市活力的重要组成。图为2022年初上海西岸美术馆某展览外热烈的排队情形。（摄影：张晶轩）
服务内容和能力是中国城市的普遍短板
UC：您曾指出，我们不能狭隘地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理解为商贸、商圈和免税。在您看来，当前中国一二线城市在消费空间打造、服务供给等层面，存在哪些不足？
陆：如果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仅仅是前述含义的话，那当前最有潜质的城市应该在海南——那里有大量免税店，可以乘飞机去买奢侈品。但事实是，这么理解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就太狭隘了。今天。整个世界在货物流通方面已经高度一体化，买货并非必须去到某个城市，完全可以线上进行。因此，形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关键并非货物，而是前面提到的人口规模和人流。
城市怎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口和人流？这就又回到线下场景的打造和整个城市的服务品质的提升。我认为中国城市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线下场景里所提供服务本身还不能达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标准。与国际上公认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纽伦巴东）相比，北上广深等城市的短板还非常明显：
第一，线下场景的内容有很大的差距。以上海为例，线下场景提供的内容若与语言关系不大，比如艺术展、流动性画展、音乐会等，我们的差距还不算很大。如果场景内容包含语言元素，比如话剧、歌剧、脱口秀，国际化人群就很难找到很丰富的消费场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但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是无法被忽略的。第二，线下服务能力差距不小，特别是能提供国际化服务场景的人力资源。在国外不少城市，它们的免税店里可以提供几种，乃至十几种语言进行服务沟通；反观中国，即便在一线城市，恐怕光是英语的服务能力都不够。
消费观更迭下，专门为了买某种货而出国的人在减少，在出差、旅游过程中购买一些货品、纪念品、食品越来越常见。这说明，线下的货物销售和服务消费场景的打造，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中，会强调将线下的服务消费场景先打造好，带来了国际居住者、国际人流，进而再强化线下商圈的消费活力；反之，把所谓“国际商圈”、免税店先打造好，再让大家来买货的逻辑，恐怕没有那么重要。否则，如果只是为了买货，在国内，为什么不去海南买？在国际上，为什么不去韩国买？
若仅以商品消费本身衡量城市的消费活力，坐拥大体量免税店的海南各大城市或许将名列前茅。图片来源：ourtour.com
所以，中国一些大城市的短板，在于线下服务消费场景，特别是服务的内容和能力。也恰恰因为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很多国内城市来讲，要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可能有一点好高骛远了，比较务实的策略应该是建设“消费中心城市”。
城市群“报团取暖”，焕发规模经济
UC：如何看待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与其所在城市群的关系？以成渝为例，您认为成渝双城经济圈能否走出一条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不同的发展道路？
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跟城市群发展是相互并行的。现代服务业的集聚会催生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对其外围城市就会产生两个作用：第一，附加值相对不高又占地很大的制造业，会往城市群的其他地方迁移；第二，中心城市所集聚的服务业，如金融和科技创新，又会产生对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所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产生人才集聚，人才集聚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再赋能于外围的制造业，由此形成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逻辑。
城市群一体化之下，中心城市所具有的服务消费场景，不只服务于本市居民，而是服务于全国甚至全世界。但首先，一定是就近服务于城市群内的外围城市的消费者。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外围城市之间，形成各有特色的、互补性的发展。
与沿海三大城市群相比，成渝双城经济圈具体有几个特点。首先，它的区位远离沿海大港口，不会形成高比重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所以国际化程度会相对弱一点。其次，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西南片区城市群的总人口和消费力，基本属中国的第四极，比其他中西部城市群和东北城市群的能级更高。因此，成渝双城经济圈以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在发展线下消费场景的时候，需要思考各自独特的路径。比如，成都比较休闲，有古都历史文化的遗存；在文创、音乐、体育等方面都发展的不错。而重庆的城市风貌比较“3D”，立体化，且风格更“魔幻”，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
另一个关键在于“抱团取暖”。成渝双城经济圈带动的西南片区的城市群，在体量上不如沿海地区的三大城市群。但倘若成渝可以相互合作，产生的效能不可小觑。比如我曾经建议，成渝是不是可以不打“成都牌”或“重庆牌”，而是打“西部牌”或“西南品牌”。诸如一些重大的文体活动、展会竞赛，可以做一个西部品牌，甚至可以把西安都囊括进来，从而焕发“抱团取暖”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他诸如动漫、音乐、芯片制造等与数字化转型结合的线上经济，未来可以更好地发挥西南片区中心城市作用。
作为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庆有着独特的山城风貌和码头文化。图片来源：香港置地
猛追湾曾是成都的老旧城区之一，通过城市更新成为一大新兴消费空间。摄影：陆铭
线上与线下将分化，而非取代
UC：在数字化崛起、经济增速放缓和疫情影响下，您观察到哪些新的消费趋势？未来的城市商业空间可以往怎样的方向发展？
陆：疫情对于中国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和消费的影响的确非常大。短期来讲，我们感觉到消费动力不足。有些人收入下降了，或对未来的预期不太乐观，所以增加了储蓄的倾向，对于消费增长的确有不利的影响。在经济学上，可称之为短期冲击影响。中长期来看，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线上化。比如餐饮，大家越来越依赖于外卖。在疫情期间，一些原来不做外卖的中高端餐饮品牌、酒店，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也开始做外卖。还有一些线上的经济，比如线上教育、线上娱乐、播客，这些新的行业和职业都开始兴起。
很多人担忧，线下空间是不是会被线上取代？我觉得这个判断要非常谨慎。首先，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对线下见面依旧有很强烈的需求。例如，上海解封以后人们对面对面交流、消费的强烈渴望。还有一些活动，天然具有不可被线上取代的特征，比如密室逃脱、撸猫等等，它们的体验感不是在家里看视频、看节目就可以取代的。从生产的角度来讲更是如此。封控状态下，居家办公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在全世界都非常普遍。解封后，很多人立即恢复线下办公，反而效率提升。
上图：上海2022年四五月封控期间空无一人的商圈；
下图：上海刚刚解封后，在不允许堂食的状况下，新天地依然人潮汹涌，以获得线下消费空间的互动感。（摄影：张晶轩）
所以不能简单地判断谁取代谁，而应该是线下和线上可能会出现某种分化。比如，一些特定的行业被线上取代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些则反之。由此一来，线下的场景会更加强调互动性、个性化、甚至小众化，因此也很可能是附加值更高的行业和场景。
麦当劳推出环保充电单车桌椅，引发大量关注，也被网友称为“自欺欺人”桌。（图片来源：麦当劳）
超级猩猩推出“超猩剧幕”旗舰店，没有传统的健身教练，取而代之的是沉浸式的多媒体互动体验。（图片来源：小红书）
疫情冲击下的城市“烟火气”
UC：疫情使不少城市的消费空间经历了停顿与艰难的复苏。回过头来看消费空间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您认为消费活力或者“烟火气”对城市的意义是什么？
陆：我认为未来城市消费空间会具有更强的互补性和差异化。首先是互补性。当线下作为体验、线上作为销售渠道，那线上与线下就能形成互补关系。第二是差异化。当线上更多是标准化的大流量，线下则会是个性化、互动性强的内容。疫情前，线上经济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所谓的“烟火气”可能是人流密集、小店众多。后疫情时期，烟火气还会体现为人流和人口密度，但是在同样的人流和人口密度之下，会向多样化、个性化、互动性强、体验感强这个方向去转型。总而言之，“烟火气”的含义会发生变化。
此外，不同的线下空间之间也要强调差异性。在疫情之前，中国城市里各大商圈之间是高度同质化的。未来，大城市需要区分出不同的空间。比如这个地方可能更加文艺范，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比较市民化。有些场景比较高端，适合高净值人群；有些场景就平民化一点，适合普通市民。有些地方可能更突出老城区的文化和氛围；有些地方可能就比较有时尚感、科技感、未来感，适合年轻人。这样一来，一个大城市里不同街区的消费场景也能形成多样化、差异化的发展氛围。
东京最热门的几大商圈皆有极高的差异性。中国各大城市的商圈，除了形成年代较早的商圈外，大部分商圈都较为同质化。上图：东京银座；下图：东京秋叶原。图片来源：IC photo
我在最近出版的《向心城市》一书里也做了一个判断：今后的线下场景会更加依赖于人口密度和人流。在人口密度和人流不够的地方，一些能被线上所取代的店就逐渐没有在线下开的必要了。这样一来，一个城市内部的人口密度高、人流多的地方和人口密度低、人流少的地方之间，它们的差异会逐渐拉开。对郊区人口密度低的地方打击会比较大，但是在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打击就相对较小。当然，这个判断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从城市的公共管理和规划建设角度来讲，也恰恰因为数字化的转型，我们需要去思考怎样能够让街道的活力有所增强，让城市的服务品质、消费的多样性丰富起来，让城市在后疫情时期重新焕发活力。
采访/张晶轩+崔国
编辑/张晶轩+宋代伦
延伸阅读：
《向心城市》
作者: 陆铭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2年7月
定价: 65元
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在“规模经济”的逻辑下，城市发展呈现出“人从农村集聚到城市，从小城市集聚到大城市，从城市的外围集聚到中心城区”的规律。在本书中，陆铭教授强调，基于城市治理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人口密度高不一定是城市治理问题的根源，反而可能是解决拥堵、污染等城市问题的出路。
内容合作联络 cgcuiguo@urban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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